经典现代化理论的中国式超越

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发展过程。围绕这个复杂现象和过程，形成了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理论、（新）依附发展理论等现代化理论，其中，经典现代化理论影响最为深远。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主流学派研究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问题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西化”，理论前提是“内因论”，认为贫困国家的落后是自己制度上和观念上的落后造成的，因此，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制度和观念上进行“西化”。该理论涉及范围广泛，在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心理、文化等多领域都有对应的现代化理论研究。在经济学领域，“二元经济结构理论”阐释了欠发达国家内部存在农业经济体系和城市现代工业体系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主张打破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通过贸易与西方取得经济上的联系与对接，待时机成熟，模仿西方工业化进程。在政治学领域，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塞缪尔·亨廷顿是该领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者。阿尔蒙德强调政治的结构功能主义，将欧美政治体制奉为标准，过分推崇西方政治结构，主张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结构分化和功能的专门化，将政治结构看作是高度分工的结构体系。但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了其局限性，比如，拉美和非洲国家虽然模仿学习这种政治结构，但政局依然动荡不断。亨廷顿主张“政治秩序论”，主张“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在于政府的形而在于政府的度”，主张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及政治参与的扩大，认为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即秩序。在社会学领域，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阐述了独特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现代化理论。他认为，尽管世界各民族发展状况不一，但最终都会选择殊途同归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可见，经典现代化理论虽然划分为不同的具体理论，其共同的核心是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为样本，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特征，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化”等同于“普适化”，更有甚者，将“现代化”等同于“英国化”“美国化”，认为“西方化”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和唯一选择。这一理论在特定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于其局限性而日渐褪色。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新发展轨道，西方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在国内学界开始不胫而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立足于国情，对待经典现代化理论经历了从吸收到扬弃的过程，形成一种以“工业-经济”双核心的现代化理论作为分析范式的倾向。进入新时代，国内学者一改以往国外学者和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推崇，开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采取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态度，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采取深入的批判，并立足社会文明形态的演变规律，理性地看待经典现代化理论，尝试破解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一是破解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把现代化建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加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有益于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比如，有学者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即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二是破解了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终结论的谬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奇迹，认为马克思主义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三是破解了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现代化理论之间的不平等地位，敢于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批判审视。比如，有学者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就是以西方文化为坐标的“资本主义化”；有学者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角度揭露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失真”，所谓的“现代化”实质上是新私有制代替了旧私有制，背离和毁掉了对原有文明的延续，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也必然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不过，除了批判和破解，更重要的是海纳和包容，国内学者也从唯物史观角度辩证地从中吸取和运用各种现代化理论，创造性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面貌。

国内学界关于现代化理论研究态度的转变，不仅体现在心理态度、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更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行的自信上。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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